从细节读真切的党史

http://www.tianshannet.com 天山网   2011年09月03日 16:45:57    我来说两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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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党史细节》,罗平汉著,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大而化之的党史似乎谁都能说上几句,但谈到细处,人们则往往语焉不详。然而,历史是由细节串成的,只有知道了细节,才算是知道了历史。这正是人民出版社推出《党史细节》一书的价值所在。

原有的党史存在的记忆误差

著名党史学者罗平汉教授,大处着眼,小处着手,为读者展开了一幅鲜活而生动的党史画卷。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,1914年9月8日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后,也经常不去上课,只不过他不去上课是去参加了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。由于他总不上课,1916年2月2日被校方以“长期欠席”为由予以除名。另一位创始人陈独秀,为自己兼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了一笔款子修建校舍,担心一旦离开广州,款子就可能泡汤,因此放弃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。陈公博倒是参加了一大,而且还带去了新婚的妻子,后旅社隔壁房间发生了枪杀案,他竟不待大会闭幕便落荒而走……这些细微之处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党史人物的性格,并或多或少地预示了其未来的人生轨迹。

中共的卓越领袖毛泽东,1918年和1919年曾两次到北京。毛泽东后来向斯诺回忆说,第二次在北京(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)的时候,“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,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”。这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“陈望道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,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”。不过,大概是由于年代久远吧,毛泽东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误差。陈望道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,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刊行出来(上海,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)是在1920年8月,面世后供不应求,次月即进行了第二次印刷。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,此书应该还未出版呢。

毛泽东有可能是在杂志上读到过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译文,1919年4月《每周评论》第16号刊载了舍译《共产党宣言》,1919年11月《国民》2卷1号刊载了李泽彰译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》,但都是节译。当然,还有另外一种可能,据罗章龙回忆说,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汉译本,除陈译本外,还有当时北京大学的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译自德语的油印本,毛泽东也许读过这个油印本。遗憾的是,这个油印本未能存世,无从考证。

“中山舰事件”源于一场误会,是蒋介石误以为自己会被劫持而采取的过激行为

大革命时期影响国共合作的重大事件首推“中山舰事件”。1926年3月20日,蒋介石悍然下令,占领中山舰,逮捕时任海军局代局长和中山舰舰长李之龙(系共产党员,海军中将),并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戒严。通常以为这是蒋介石向共产党挑衅的一次阴谋,但读过《细节》一书后发现,这不过是由于中山舰的临时调动引发的一场误会。敏感而多疑的蒋介石,误以为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季山嘉试图把他劫持到中山舰上,送往苏联。不过仅仅十几个小时之后,即事变当天下午,当蒋意识到这完全是自己的主观猜忌后,他就取消了戒严,下令交还收缴的武器,并放回被软禁的党代表,重新恢复常态。但这一事变涉及国共及苏联的关系,性质是严重的,因此蒋思想压力极大。据说,事变当天下午,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,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,究竟想干什么?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,想投降帝国主义?蒋“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”。1926年6月28日,蒋介石在《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训词》中又重申:“我可以明白(地讲),三月二十日的事件,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。”因此,“我们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,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。”历史真相和人们的固有认识,差距真是太大了。

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有力地支持了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

1931年4月,由于出现了“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”顾顺章,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被迫撤离上海。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,在上海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。博古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创造了若干空前绝后的纪录:一是年纪轻,他此时年仅24岁。二是资历浅,他既不是政治局委员,也不是中央委员,而是从一名普通党员——毛泽东称之为“新党员”——直接成为了党的最高负责人。尽管如此,博古等人却根本不屑于毛泽东等久经考验的同志。时任临时中央三常委之一的张闻天对毛泽东能力也了解不够,他后来回忆说:到了苏区一年半,毛泽东“究竟他是什么人,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,我是不理解,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”,当时确实“不重视毛泽东同志”。

毛泽东同志再次被重视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,会议选举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,此后又决定以毛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。但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,则是在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的。在六中全会前夕,1938年9月14日至27日,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,这次会议是为六中全会做准备的。会议第一天,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。季米特洛夫让王稼祥转告全党:“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,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。”季米特洛夫的这些话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最大支持,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,不断向毛泽东和中央挑战的资本。李维汉晚年曾回忆:“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,从此以后,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,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。”毛泽东也说:“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,如《论持久战》,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,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。”六中全会统一了全党的步调,使中共更加坚不可摧。

有对比悬殊的后勤保障,国民党政权想不垮台都难

抗战胜利后,全面内战爆发。中共用了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全中国,也许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但毛泽东必胜的信念却是坚定的。打胜仗除了信心外,正确的战略战术至关重要。1947年5月中旬,在临沂以北山区的孟良崮,华野以九个纵队加一特种纵队,共计27万人,全歼国民党军“五大主力”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,计3.2万余人。这可谓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经典。但这并不是制胜的全部原因,还应看到更多的细节。国民党军历来不大重视后勤补给。整编七十四师全系美械装备,射速快,火力强,同时弹药消耗也大。该师虽然超越编制自行编组了一个辎重团,但却挂羊头卖狗肉,是个步兵团(这在国民党军中是普遍现象)。而且每至战斗,就把辎重及工兵等勤杂部队改编为战斗部队,而不是设法为辎重团增加大车、骡马等装载弹药的设备,因此,整编七十四师仅用了两天就打完了所带的弹药。而该师的后勤能力在国民党军中还是最强的,其他部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反观中共部队的后勤补给,据华野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刘瑞龙回忆:在淮海战役期间,动员了500多万民工,大小车辆80万辆,在两个多月内,共转运伤员11万人,送达前线粮食5.7亿斤,弹药物资330万吨。要知道是役华野、中野两大野战军合计不过60万人而已。难怪在淮海战役结束后,粟裕曾讲:“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,一切都有,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。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,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。”“我们打杜聿明,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,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。”有这样悬殊的后勤对比,国民党政权想不垮台都难呀。

李维汉建议实行单一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

新中国成立后,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形式呢?从现存的档案材料看,最终放弃联邦制,实行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,是在《共同纲领》修改过程中,确切的时间是1949年9月初。这是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,在毛泽东向他征求意见时建议的。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共计610人,都是经过反复协商酝酿的,但是百密难免一疏,其中很大的一个疏漏,就是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有安排满族代表(虽然在其他单位代表中有满族人)。因此,当代表名单公布后,北平城里的满族群众产生了失落被弃的感觉,有些满族人为此哭泣流泪。毛泽东听到反映后,讲:“一个民族没有代表,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啊!”

“两个凡是”不是华国锋最早提出,也不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

1976年10月6日晚,华国锋、叶剑英等不费一枪一弹,干净利落地逮捕了“四人帮”,在极左路线上疾驰的中国终于被拽住了。《细节》一书中具体讲到了此后发生的“两个凡是”的问题。“两个凡是”的经典表述为:“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,我们都坚决维护;凡是毛主席的指示,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。”这个经典表述并非出自华国锋,而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《学好文件抓住纲》。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,也是经政治局同意的。“两个凡是”有特定的指向,目的是“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,稳定局势”,绝非针对邓小平复出。因为当时华国锋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,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。真是如此,就无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,华却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。

历史研究的价值,就在于保留人类真实的记忆。愿《党史细节》一书,能让你感觉中共九十年的漫长历史,仿佛在眼前。(作者马长虹为人民出版社编审)

稿源: 北京日报 责编: 杨燕萍 收藏此页 打印此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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